陶寺遗址展示的古代文明

　　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陶壶。

　　陶寺遗址出土的铜铃。

　　陶寺遗址出土的玉琮。

　　陶寺遗址出土的蟠龙纹陶盘。

　　陶寺遗址出土的玉璜。

　　核心阅读

　　考古及研究显示，陶寺遗址已经具有完备的都城功能，进入早期文明社会。除了展示丰富的物质文明成果，陶寺遗址也呈现出距今4000年前后古人的精神世界，这些因素影响了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建设，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基石。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

　　距今4300年至4000年，黄河中游处于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区域，山西省襄汾县陶寺就是这一关键区域、关键时间点的代表性都邑遗址。考古及研究显示，陶寺遗址已经具有完备的都城功能，进入早期文明社会。陶寺遗址自1978年启动正式考古以来，经过40多年的发掘研究，不断取得突破与进展，特别是2002年起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后，直至今天，一直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遗址。

　　精神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各种思想观念的总和。除了展示丰富的物质文明成果，陶寺遗址也呈现出距今4000年前后古人的精神世界，这些因素影响了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建设，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基石。

　　重视天文历法的实证

　　考古发现的诸多夏商之前的大型遗址，为研究中国早期都邑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是否具有大型城垣、宫殿宗庙、王陵（王墓）、高等级手工业作坊等，都是进行都邑遗址认定的标准。考古探明陶寺遗址的中期城址约280万平方米，呈典型的“回”字形，具备双城制结构，分布有宫殿区、大型礼制建筑、手工业区、王陵区、仓储区、普通居民区等，功能齐备。2019年以来的最新考古，确认了宫城内面积近8000平方米的宫殿建筑是史前时期所发现的最大的夯土建筑基址，有主殿、附属建筑、庭院、廊庑等遗存，结构复杂、布局规整。

　　陶寺早期的王族墓地位于宫城外东南，约有上万座。已发掘清理的千余座墓葬表明，当时的阶级分化已经相当明显。大型高等级墓葬内，可见棺底铺满朱砂的木棺、丰富而精致的陪葬品；中型的也有木棺，随葬成组的陶器、少量木器，以及一些精美的玉石器和猪下颌骨等；小型的则仅可容身，多数没有葬具，也没有任何随葬品。

　　陶寺的观象台是迄今发现的世界最早的观象台。天文学家和考古工作者通过观象台多次观测太阳地平日出，发现那时的人们将一个太阳年365天或366天分为20个节令——包括冬至、夏至、春分、秋分4个重要节点，来掌握四季冷暖和农业耕作收获的节气，是有科学依据的。这与《尚书·尧典》中尧“观象授时”的记载相符。通过天文官的观象活动，为社会生产生活提供最基本的服务，这体现了中国古人顺应自然、遵循四季变化规律的智慧。

　　这是中国古代重视天文历法的实证。华夏文明有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观测天象、制定历法，以敬授民时。陶寺遗址实证了这个重要特征。

　　测时定位的圭表系统

　　陶寺遗址的王族墓地分别出土了一件圭尺和立表，这是目前考古发现世界最早的圭表仪器实物资料。圭表用来测量太阳的影子。水平置于地面并标有刻度的是圭，垂直于地面的柱是表，正午时刻太阳照在表上，投下的影子被圭上的刻度标记出长短。夏至日影最短，冬至日影最长。经过10余年研究发现，在陶寺文化时期，圭表能够用于太阳历法的制定，还可测量寻找“地中”。陶寺圭尺第十一刻度标长度为40厘米，合陶寺1.6尺，是4000年前晋南地区的地中标准刻度。

　　陶寺圭表系统还可以与步测结合，以陶寺古国都城为地中测量，确定陶寺当时所在的东亚大陆的东南西北四至点，被称为“四表”，并据此创立他们的“天下观”，即“东、西、南、北、中”的政治地理五方。陶寺都城的功能区划与微地貌环境相配合，在一套完整的观念指导下完成，即“天地定位，山泽通气，火水相射，风雷相搏”，而东南、西北、正南、正北、西南、东北、正西、正东八个重要方位已经用来代表不同的功能板块。

　　陶寺早期王墓出土的蟠龙纹陶盘，受到良渚文化黑陶刻画蟠蛇纹和肖家屋脊文化玉龙的启发，创造了中原的蟠龙形象，影响到后来的河南新砦文化、二里头文化、殷墟晚商文化、两周、秦汉，直至发展到今天的中国龙造型。

　　呈现礼乐文明的雏形

　　陶寺遗址出土了大量乐器，呈现礼乐文明的雏形。

　　陶鼓、鼍鼓、石磬形成组合，随葬在早期王墓中，显示八音初备。陶鼓、鼍鼓属于八音里的革，石磬属八音里的石，陶埙属于八音之土，铜铃属于八音之金，木柷属八音之木。鼍鼓和石磬是同一组乐器，配组方式为鼓二、磬一，并伴有一件土鼓。鼍鼓上口蒙有鳄鱼皮，整体形制呈圆柱形。鼓腔利用天然树干刮去树皮、掏空内腔并烘干后，外施彩绘。鼍鼓高约110厘米，一般直径约50厘米，个别的下部直径达90厘米以上。

　　陶寺晚期水井里还出土一件完好的骨质口簧，与近年陕西石峁皇城台出土数量较多的口簧相一致。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礼乐器，包括漆木筒的鼓、石磬、铜铃、陶埙，显然是陶寺文化礼乐器的继承与发展。说明土鼓与鼍鼓、特磬等重器，在距今4500年前后的龙山时代中叶，已由单纯的祭器转变为标志地位的礼乐器。

　　陶寺遗址还出土了弥足珍贵的文字。陶寺中期，一座中型贵族墓中随葬的骨耜上契刻“辰”字，表明墓主的职官为农官。甲骨文体系由此至少可以追溯到距今4100年前的陶寺中期。陶寺晚期的一件扁壶，正面鼓腹部朱书一字符，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背面另有一个朱书字符，如何释读，有多种说法。有学者释读为“易”，也有学者释读为“邑”，还有的学者释读为“尧”。尽管存在分歧，但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与甲骨文最接近的文字。近年来我们又在陶寺宫城内发现另两件陶寺晚期扁壶残片朱书“尧”字的残笔。

　　陶寺遗址出土的陶塑极少，未见石雕，玉石器也基本是素面。但贵族墓葬随葬的彩绘陶器纹样瑰丽，几乎都是成熟的几何纹样，回旋勾连为主要模式，体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

　　通过分析陶寺的都城制度、礼制建筑制度、丧葬制度、礼乐制度、天文历法制度等，我们认为，陶寺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制度文明。